公元756年，在长安城外的马嵬驿，唐玄宗李隆基与爱妃杨玉环的离别骊歌久久回荡，这凄美的绝唱不仅标志着一代帝王的爱情悲剧，更象征着盛唐政治辉煌的终结。就在两年前的755年，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中原，将强盛的大唐帝国推向了分裂与衰落的深渊。这场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的重大历史事件，表面上看是唐玄宗晚年昏聩所致，实则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、经济与军事根源。那么配资之家网，这位开创开元盛世的英明君主，为何会在危机来临时表现得如此束手无策？
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导火索，是朝廷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。宰相李林甫与杨国忠先后把持朝政，他们为巩固自身权势，长期打压安禄山等边镇节度使。特别是杨国忠，他多次在玄宗面前诋毁安禄山，甚至派人监视其行动，最终导致安禄山铤而走险。然而，若将这场动乱简单归咎于君主的昏庸与权臣的弄权，则未免过于肤浅。
展开剩余74%从更深层次的历史维度来看，唐朝中后期积累的诸多问题，才是导致盛世崩塌的根本原因。均田制作为唐朝前期社会稳定的基石，源自北魏时期的土地制度创新。这一制度规定政府按人口分配土地，有效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均田制逐渐瓦解，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，沦为豪强地主的佃户或四处流浪的流民，社会矛盾因此不断激化。
与此同时，军事制度的弊端也日益凸显。府兵制作为南北朝时期的军事遗产，要求农民平时耕作、战时出征，在分裂割据时期确实行之有效。但唐朝统一全国后，特别是随着疆域不断扩张，这种制度的局限性愈发明显。为应对边疆防御需求，朝廷不得不建立常备军。这些驻军不仅耗费巨额军费，更在长期驻守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立的地方势力，为日后的藩镇割据埋下隐患。
到唐玄宗执政中期，为应对边疆危机而设立的节度使制度，最终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致命隐患。玄宗为巩固边防，在边境设立十大节度使，赋予其统辖数州的军政大权。安禄山一人兼任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掌控着当时唐朝最精锐的边防军。这种过度放权的做法，使得地方军阀的势力迅速膨胀，最终酿成大祸。
安禄山的叛乱看似突然，实则早有征兆。随着土地兼并加剧，大量失去生计的农民成为叛军的最佳兵源。安禄山巧妙地利用社会矛盾，以清君侧为名收买人心，很快就聚集起一支十五万人的大军。对那些饱受压迫的底层民众而言，这位叛军首领甚至被视为救民于水火的义军领袖。
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，唐玄宗的反应显得迟缓而犹豫。叛军起兵六天后，朝廷才仓促组织防御。在这宝贵的六天里，安禄山率军势如破竹，迅速控制河北、河南大片领土，直逼东都洛阳。玄宗急调安西名将高仙芝、封常清组织防御，二人计划依托潼关天险固守待援。然而宦官边令诚的谗言导致玄宗误杀二将，使唐军失去两位经验丰富的统帅。
接替指挥的老将哥舒翰坚守潼关半年之久，等待西北援军集结。但在杨国忠的挑拨下，玄宗强令哥舒翰放弃固守策略，冒险出击。结果二十万唐军精锐在灵宝遭遇埋伏全军覆没，潼关失守，长安门户洞开。
在叛军逼近长安的危急时刻，玄宗做出了逃往蜀地的艰难决定。虽然四川有剑南节度使的军队接应，但放弃都城无疑意味着政治权威的严重削弱。马嵬驿兵变中杨贵妃的惨死，更让年迈的皇帝陷入深深的自责。但从战略角度看，在当时的情势下，西入蜀道确实是保存实力的最佳选择。蜀地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，丰厚的物资储备，以及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，都为日后平定叛乱保留了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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